杨德利：菲索沙之举 政府必须反击

拿督杨德利敦促政府，必须反击菲律宾索讨沙巴之举。

（亚庇31日讯｜据今天我国和菲律宾的新闻报导，菲律宾拟修改宪法，将沙巴纳为「菲律宾的第十三州」。沙巴进步党主席拿督杨德利表示，我们不应对此事掉以轻心，因菲律宾高级人士企图在菲律宾或苏禄索讨沙巴事宜上，制造法律危机。这种企图（索讨沙巴州）是永远不能成功的，但他们继续索讨沙巴的举措，有助增强沙巴边界的颠覆份子，破坏沙巴的稳定，加强非法移民对ESSCOM的对抗。这也令马来西亚人制造不必要的焦虑。

他说，当局漠视菲律宾的宣言，亦没有抨击他们对沙巴的毫无根据索讨，重新激起古老的理论：当局喜欢维持「索讨沙巴」的课题，借以用「来自菲律宾的威胁」吓唬沙巴人，遂而灌输「沙巴需要联邦政府的保护」的心理。

他称，如果「索讨沙巴」的说法属实，那么马来西亚就是在鲁莽地认为，仅仅因为不作予回应，就能够让一亿菲律宾人，忘掉他们对沙巴的索讨。

他表示，联合国和沙巴政府早应发起一场「反对菲律宾索讨沙巴」，利用适当的官方管道、公民团体、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，在本地和国际平台大事展开持续的运动。

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说服菲律宾有影响力的领导层，实际上有许多人认为，菲律宾必须放弃他们「索讨沙巴」的思维，因索讨没有任何意义，除了对那些正发着自私白日梦的「苏禄苏丹国人」，以索讨沙巴之举，当作向马来西亚勒索钱财的方法。

由院士安迪西迪（Hj. Amde Sidik）为首，展开3年智囊研究：进步研究所公共政策分析（PIPPA），包括前往汶莱确定在历史上，汶莱苏丹未曾将沙巴（北婆罗洲）交给苏禄苏丹。

坊间流传的故事中提到，汶莱已把北婆罗洲给苏禄，作为苏禄在17世纪协助汶莱消除叛乱的酬劳。

但没有任何历史记录可以证明，汶莱将北婆罗洲批给苏禄。相反，历史记载显示，汶莱当时在中国军队的帮助下，击退企图经由京那巴登岸进入北婆罗洲的苏禄。

汶莱拒绝把北婆罗洲交给苏禄，因苏禄部队没有参加汶莱内战。历史记载说，苏禄部队当时驻扎在一个岛上。战争结束，汶莱苏丹已取得胜利后，他们才来到汶莱。试图占领北婆罗洲的苏禄部队被汶莱赶走。

因此，所谓的苏禄对沙巴的要求，完全源自于1878年1月22日多此一举的「Overbeck-Sulu」赠献（协议）。

但是，1877年12月29日的一项更优越的赠献表明，汶莱早些时候已把北婆罗洲割让给名为奥弗贝克的男爵。由于奥贝克不想承担风险，他后来又与苏禄签署另一项协议，用以避免将来涉及索讨的问题。

历史显示，汶莱持续管理沙巴事务，如：批准租约和征收税款，直到1877年12月29日，汶莱把北婆罗洲分给奥弗贝克为止。相反，苏禄没有在治理沙巴的记录。

随后，沙巴的统治权转先后落入英属北婆罗洲特许公司、日本占领和英国军事管理局（二战后）手中。沙巴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。最后，沙巴于1963年8月31日实现自治，并于9月16日参组马来西亚。1963年得到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承认。沙巴自治的前一天，联合国接受「联合国调查团的事实调查报告」，并将北婆罗洲（沙巴）和砂拉越人民关于组织马来西亚的愿望，提呈联合国秘书长。

菲律宾于2001年对沙巴进行最后一击，当时菲律宾对西巴丹或利吉丹岛进行干预，并于1998年在世界法院（国际法院）开审，利益双方为印度和马来西亚。结论是，菲律宾的申请被拒绝的原因有两个：「没有法律性质的利益」，以及「菲律宾提交予国际法院的所有其他文件都没有关于『法律上的利益』」。

此案的一名法官指出，「史前土地拥有权……非自治区人民通过自决主张要独立和争取的权益，是不能通过法律夺取」。法官进一步表示：「北婆罗洲人民已明确行使自主权，无视于菲律宾索讨史前土地拥有权是否有效。现代国际法不承认任何在按照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法，而根据史前土地拥有权之后，自决的独立国。」

对抗菲律宾索讨沙巴征战，应要关注的事实是：苏禄在17世纪从来没有向汶莱接管沙巴、1877年汶莱—奥尔贝克的授权，优先于1878年的奥弗贝克—苏禄的授权，所以后者是多余的。

无论如何，受联合国承认的国际法，以及2011年国际法院驳回菲律宾干涉西巴丹或利吉丹案的判决，都毫不含糊地排除任何菲律宾或苏禄索讨沙巴的筹码。

必须重申的是，菲律宾的领土是在西班牙和美国战争之后，由两国间签署的「巴黎1898年条约」中规划出来。很明显地，北婆罗洲并没有在这项条约之中，被列入菲律宾领土。

拿督杨德利强调，马来西亚人不应该向菲律宾和其他私人索讨者，给予一丝虚假希望，向索讨人作出数亿美元的赔偿。我们应该拒绝把索讨沙巴的要求提呈国际法院。因为这完全不受法律承认。沙巴州需要做的是：反对菲律宾或苏禄持续大肆索讨沙巴的举措。
01/02/2018 诗华日报